校事會議程序漫長 瓦解教育現場價值

教育部近日修正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或資遣辦法》，雖為建立制度分流，然而細看配套修正的《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》第六條之一，卻發現原本校內管理的「平時考核」，正被迫推向高度法制化的「調查程序」。

《解聘辦法》第九條之一新增「校長召開之會議若認定行為人涉及《考核辦法》所定教師懲處之情形者，應適用或準用該辦法之規定辦理」；《考核辦法》中也規定，經認定行為人涉及教師懲處之情形者，學校應派校內人員調查；必要時，得派校外人員調查。這兩個修正法條配套之後，即使只是輕微或單次親師生衝突，也都必須進入調查程序。

從教育心理學的角度來看，校園管教絕非當事人間的私事，更是全體學生的學習過程。根據班杜拉（Albert Bandura）「社會學習理論」（Social Learning Theory），學生透過觀察他人的行為後果來學習規範，這被稱為「替代性學習」。當學生出現偏差行為時，教師給予明確且相稱的處置，能讓全班同學在觀察中預見行為邊界，從而學會自我控制。

然而，現行修法卻可能讓這種「替代性學習」機制失效。根據《解聘辦法》與《考核辦法》的新制，一旦被檢舉或媒體轉載，學校即「必須」受理並啟動調查，甚至可能進到外聘委員調查的程序。這種「防衛性行政」導致處理程序漫長，不僅耗損行政能量，更在瓦解教育現場最核心的教育價值。

教育不應只有「法辦」，更應具「教育性」。適度的處罰或處置並非報復，而是為了提供行為導正的及時規準。若法規導致學校被迫從「教育目的」轉為「辦案目的」，原本的教育契機，恐在冰冷的詢問中消磨殆盡。

我們追求校園人權，但不代表應走向「零管教」。校園治理應以教育專業為核心，保留教師在處理紛爭的彈性判斷，並理解教室是未成年人的社會學習過程。

作者陳佩瑩為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秘書長、全教總政策研究員

本文刊登20260125國語日報第13版